賈康：房產稅的問題，爭議非常激烈，我是作為力主推進改革又挨了不少罵的人。我認為應該盡可能作出必要的信息披露，給社會公眾吃“定心丸”。比如，以后所有社會成員的第一套房或者家庭人均計算下來的一定標準之下的基本住房，是不用計征房產稅的。試點中，上海方案只涉及增量，重慶方案也是只調節(jié)高端。還有人認為，第二套房是給自己買了一個商業(yè)性的社會保險。這有一些道理，那么對第二套住房，能不能稅率從輕，我認為這些問題完全可以探討。
如對這兩點盡快形成相對清晰的原則性態(tài)度，接下來便可討論怎么按照支付能力原則去調節(jié)高端。對高端也不是硬要“傷筋動骨”，應該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稅制的“支付能力”原則，抽肥補瘦。這就是促進先富起來的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在一個社會共同體里享受改革開放成果，實際上是一種共贏。
通盤改革要靠財稅改革打開局面
南都：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明年經濟工作六大任務之首中即包括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你怎么看財稅改革的重要性？
賈康：經濟社會轉軌期將面臨的是深刻的制度變化，而十八大提出的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時還要面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公共服務體系和納稅人的關系。這些基本關系都匯合聚焦到財政的制度安排上，如果不在財稅這個方面根據(jù)已經積累的矛盾實質性推進改革，通盤的改革就打不開局面。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決策者會非常清晰地意識到，必須加快財稅的改革，來聯(lián)動通盤的配套改革。
南都：近年“稅收痛苦指數(shù)”頻繁引起國人注意，過去幾年來，我國提高了個稅起征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你怎么看我國結構性減稅的必要性？
賈康：近年我國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但從回應社會訴求和進一步改善宏觀調控推進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客觀需要考慮，結構性減稅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必要性。因為結構性減稅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機制之一。而且在國內經濟潛在增長率有下落之勢，實體經濟層面不少市場主體信心不足、士氣不振、盈利前景看淡的情況下，很有必要運用結構性減稅沖抵不良預期。此外，我國產業(yè)結構、產品結構面臨迫切的調整、優(yōu)化任務，提高增長質量加快發(fā)展方式轉變需要充分運用稅收等經濟杠桿。
隨我國企業(yè)主體和居民個人的納稅人意識、公民意識上升，稅收負擔的關注度也迅速上升，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階層承擔的直接稅比重低到近乎微不足道水平的問題，是目前稅制結構中的顯著缺陷。
中國現(xiàn)在間接稅比重很大，在全部稅收中占比近70%，老百姓所憤憤不平的“饅頭稅”，就是消費品里以間接稅形式存在的稅負。這種稅制結構帶有“累退性質”，就是說低收入階層，實際的稅收痛苦程度越大，因為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中有60%～80%甚至更大的比重用于滿足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費品支出，因而不得不承受這里面所含的間接稅負擔。高收入階層的支出中購買得更多的屬于發(fā)展資料、享受資料，實際的稅收負擔痛苦程度要小很多。
目前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業(yè)端、實體經濟端等為重點的結構性減稅，配之以其它的稅制改革和優(yōu)化收入分配的舉措，來回應公眾關切，順應民心。
南都：在進一步推動結構性減稅的工作中，哪些是要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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